本报讯2022年12月1日是第35个世界艾滋病日。

根据UNAIDS 7月发布的《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2021年有65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约150万，比全球目标多100万。

艾滋病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健康中国行动》中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艾滋病感染率分别控制在0.15%和0.2%以下。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报告艾滋病感染病例114万例。虽然艾滋病的进展是可以控制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制出根治和预防的特效药。同时，这种疾病还面临着被“污名化”的问题，很多人仍然“谈艾滋病色变”。

据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主任蔡伟平教授介绍，从抗病毒治疗开始，从“无药可治”到免费抗病毒药物，再到创新药物纳入医保，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逐步与发达国家接轨。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高慧说，每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是受害者。提高全社会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也是防止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抗击艾滋病需要分担责任。

中国艾滋病疫情一直保持低流行水平。专家：感染人数并没有真正下降。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艾滋病报告病例114万例，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陆凡曾表示，2021年1-10月，报告感染者11.1万人。艾滋病防控的重点人群包括高危行为易发人群、流动人口、青年学生等。

蔡伟平是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资深专家。他已经是一名抗击艾滋病30多年的老兵了。他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2021年，中国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为12.9万人，比2020年有所减少。然而，在他看来，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数量总体上没有真正的意义。

“现在中国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60%到70%是通过医疗机构发现的。这几年没太大变化，主动监测也没发现。”蔡伟平表示，2021年的数据下降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

高慧介绍说，艾滋病没有特定的症状。急性感染初期，患者会出现发热、咳嗽、流鼻涕、腹泻、腹泻等症状。很多人会以为是肠胃炎或者普通感冒，导致没有进一步检查和寻求治疗，最终延误了艾滋病的早期发现。

许多人认为一旦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就会成为艾滋病患者。高慧说，事实上，感染艾滋病病毒并不意味着成为艾滋病患者。艾滋病主要通过性行为、血液接触或母婴接触传播。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免疫系统被破坏，出现艾滋病相关症状，会导致患者病情发展。

多种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及时用药可以阻断艾滋病。

专家表示，中国对艾滋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药物研发也在跟进。但是，目前还没有预防艾滋病的疫苗，也没有办法彻底治愈。

蔡伟平说，中国真正的抗病毒药物应该是在1999年，品种少，价格高，很少有人买得起。我国早期严重缺乏艾滋病抗病毒药物，药物副作用大，很多人用不起，患者负担重。

“中国这几年一直在进行抗病毒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蔡伟平说，推广抗病毒治疗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可以大大降低感染患者的死亡率；二是可以通过治疗减少体内的病毒，甚至达到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根本检测不出来的程度。

早些年艾滋病死亡率很高，现在感染者死亡的很少。据高慧介绍，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发生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或联系当地疾控部门，并咨询暴露后的预防用药。越早使用阻断药物，获得更显著效果的机会就越大。

最合适、最黄金的时间是高危行为发生后的72小时内。高慧说，如果在高危性行为后2小时内及时服药，阻断成功率可达99%以上。

目前我国抗病毒治疗是免费方案、自费方案、医保支付的“三驾马车”付费模式。国家免费药物已经能够满足临床基本需求，创新治疗药物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具有优势，但价格一度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望而却步。

蔡伟平表示，自2019年国家会谈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上较新的抗病毒药物进入医保目录，患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获得相对较新的药物。“目前已经进入医保抗病毒药物目录，每天服用一片就有四种抑制剂，给艾滋病病毒的治疗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医生和患者都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蔡伟平提到，在相关治疗药物没有进入医保目录之前，很多人都想服用疗效更好、更方便的药物，但又无法接受其价格，所以存在仿制药黑市。“他们从印度或泰国等邻国购买仿制药，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情况一样。”

在蔡伟平看来，仿制药和原研药之间有很大差距。仿制药价格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有研发成本，成本低；第二，材料方面没有保障。“呼吁感染者无论是服用原研药、自费药还是购买仿制药，都要去医院定期检查。”

防控工作实现了“三升三降”，消除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总体疫情水平持续较低，但防控工作仍任重道远。专家们提到，在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后，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艾滋病对个人和国家的危害，并采取了各种措施。

“例如，我们将禁止使用一些进口或外国的血液制品，加强国际卫生检疫，并对一些艾滋病高发国家采取重点检疫措施。”高慧介绍，中国一直在加强对艾滋病的监测，比如对艾滋病重点人群的血液监测。

高慧说，2021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在重点地区呈现“三升三降”的良好态势。“三升”即感染者检出率从81.70%提高到90.52%，治疗覆盖率从41.10%提高到94.81%，治疗成功率从57.50%提高到94.80%；“三下降”包括：新发感染率较基线下降到68.75%；母婴传播率从9%下降到3.66%，降幅达59.33%。夫妻一方感染艾滋病的传播率从7.05/100人年下降到0.85/100人年，达到1.0/100人年的目标。

在治疗药物方面，蔡伟平表示，现在的主要进展是在最大限度抑制病毒的同时，减轻患者的药物负担和药物副作用的影响。

“目前，现有的治愈案例可分为根治性治愈和功能性治愈。根治就是彻底清除病毒，体内没有病毒。功能性治愈就是在体内实际存在病毒的情况下，所谓的‘带病毒生存’，但不会影响免疫系统。根除性治愈肯定是要追求的最终目标，但还远远不能推动彻底根除艾滋病。”蔡伟平说。

高慧说，在保护自己和防止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前，他绝不能心存侥幸。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接受不安全的注射和输血；分享个人物品，如牙刷、剃须刀、刮胡刀等。可能会划破皮肤……这样的行为都是艾滋病的高危行为。

但研究表明，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外不易存活，离开人体几个小时就会失去活性，所以soc

高慧说，虽然我们需要对艾滋病的传播保持警惕，但警惕并不意味着无限放大恐惧，更不意味着歧视。“我们应该害怕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患者。”

时至今日，“恐艾”现象在社会上依然存在。蔡伟平提到，很多患者会担心用医保买药会泄露自己的隐私，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国家的医保隐私保护机制还是比较好的。医生看不出来，用人单位更不可能看出来。”

高慧认为，要停止对艾滋病的妖魔化，首先应该对艾滋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加大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消除误解。同时，要加强对感染者的心理干预，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此外，还要促进感染者与社会群体的接触和交流，减少社会对他们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