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石钺、最大玉璜
中国史前考古唯一一件龙首形玉器
具有祭祀功能的超大型高等级公共礼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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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含山凌家滩遗址宣布
2020年—2022年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 夕阳下的凌家滩遗址。徐旻昊 摄
凌家滩遗址位于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是一处距今5800年—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遗址有内、外两条壕沟。内壕与裕溪河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壕以内是主要的生活区；内壕以北为墓葬区，处在岗地的最高点，以一处略呈方形的祭坛为核心。在祭坛之上和周边，分布着数十座墓葬。外壕仅有西段和北段西部。
↑ 2020年—2022年发掘位置图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遗址开展主动性发掘，地点均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此外，因遗址公园建设，2021年还对墓地西侧和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对遗址保护范围外的考古研学小镇建设工地、博物馆项目工地进行了发掘。
中国史前考古唯一龙首形玉器
2021年10月—2022年4月，墓葬祭祀区西侧休息广场区域进行发掘，实际发掘面积327平方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2个、祭祀坑1个、石头遗迹1处及汉代墓葬5座。祭祀坑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4.1米、东西宽3.5米、深度32厘米，共出土器物260余件，其中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40余件。
祭祀坑全景（上为东）
石器以钺占绝对多数，拼合后完整石钺60余件，另有少量锛。这些石钺多为宽扁形，大孔、三边刃，并有少量双孔石钺。其中一件长38.3厘米，上宽24.3、下宽28.5厘米，为凌家滩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石钺，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
拼对后的石钺
出土的最大石钺。徐旻昊 摄
玉器以玦占绝对多数，另有少量钺、管、珠、璜、镯、配饰等。并有少量新器形，如齿轮形器、椭圆形牌饰、梳形器等。其中，一件宽体玉璜，外径23.6厘米，为凌家滩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玉璜，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玉璜。
出土的最大玉璜及玉玦、齿轮形玉璧。徐旻昊 摄
一件龙首形玉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一端阴刻成猪龙首形，略上翘，另一端为尖锥形，为中国史前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是凌家滩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龙首形玉饰
牌形玉饰
梳形玉器
陶器位于坑内西端，以泥质红陶为主，少量夹砂红陶、白陶。器形有杯、鬶、鼎、豆、壶、罐、大口尊等。其中2件彩陶葫芦形壶较有特色，白底黑彩，饰垂幔纹。
刚出土时的陶器
祭祀坑底部是一个红烧土坑，祭祀坑和红烧土坑的西侧外围是一处石头遗迹，整体呈半环形环绕着祭祀坑，一直向西延伸到岗地西侧的平地，呈长条形分布，可能为通往墓葬祭祀区的道路。考古学家认为，整个岗地中部区域都是事先有着统一规划的墓葬祭祀场所，其营建使用程序是：首先在墓地的西侧斜坡处铺垫大量的石子层，并垒砌出一个圆角方形的坑，坑内填大量红烧土块，在其上部再进行祭祀，祭祀时堆放了大量的玉石器和陶器，再进行高温焚烧。
超大型高等级公共礼仪建筑
凌家滩遗址岗地东南角、内壕中部，以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为特点。此次揭露发掘，初步认为大型红烧土遗迹年代为凌家滩文化最繁盛的时期（距今5500—5350年）。红烧土分布范围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8米，东西宽40米，边界较直，东北角被明清堆积破坏，现存面积约2700平方米，复原总面积约3400平方米。
红烧土遗迹发掘现场。徐旻昊 摄
红烧土西界外侧区域土质土色异常杂乱，为人工堆筑而成，多呈大块的青灰土和黄土铺垫而成，宽23米，南北长推测与红烧土范围一致，局部残存少量红烧土基槽、柱洞、红烧土坑等遗迹，少量红烧土坑包含碎骨屑。其顶部最高处高于东侧红烧土顶面1.6米。推测应为平行分布于红烧土西侧的大型建筑台基，其与红烧土遗迹共同组成一处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
考古学家认为，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证明凌家滩存在超大型的高等级的公共礼仪建筑，并且存在明确的祭祀功能。同时，为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的存在，寻找到了相匹配的高等级的生活遗存。
外壕起到积极防御功能
外壕遗迹发掘首先全面揭露了外壕北部缺口，仅发现少量汉代-明清时期遗存，堆积较浅，未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亦未发现防御设施。
外壕发掘区全景（上为东）
外壕位于凌家滩岗地北端的北侧，紧邻岗地，外壕口宽45米、底宽25米、自深2米，共分为6层，底部有厚达0.2米—0.5米的凌家滩文化晚期陶片。南侧即为岗地，且岗地堆土里包含有碎石块，应为开挖外壕向南侧堆土而成。岗地与外壕的落差达6米—9米，再加上较宽的外壕，能起到积极的防御功能。同时，外壕还能起到蓄水和垃圾倾倒场所的功能。
2019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并作为长江流域5处区域核心聚落之一被纳入新一轮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作为良渚文明的源头之一、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凌家滩的考古新发现，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关键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