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消息，2022年，中国总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减少85万人。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下降并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
就人口负增长问题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袁鑫表示，未来几年出生和死亡人数可能会交织一段时间。现在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还为时过早，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已定。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消耗了中国30年人口正增长的惯性。
袁鑫认为，从现在到2050年的近30年是人口负增长的前期，人口会呈现适度下降。这30年是一个宝贵的窗口期。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准年轻人的生育需求，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让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不能“躺平”或“佛化”。
中国正处于人口零增长阶段。
CBN:中国人口负增长与国际相比有什么特点？在你看来，中国目前处于人口负增长的哪个阶段？
袁鑫：现在判断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或阶段，有点为时过早。去年只是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还没有观察到持续的、常态化的减少过程。无论是2021年净增48万人，还是2022年净增85万人，相对于14.12亿的总人口，规模都太小，不能代表什么。
学术界把人口增长分为三个阶段：正增长、零增长、负增长。准确地说，中国现在处于人口零增长阶段，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人口学上零增长的另一层含义是总人口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几千年来一直在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14.1亿到14.2亿的最高值。
人口零增长是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会纠结一段时间。最后，当死亡率占上风时，长期、稳定和正常化的人口负增长将开始。
可能导致中国出生率上升的一个因素是，三年的疫情延缓了人们的生育行为，疫情过后生育可能会出现“反弹”，但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已经确定，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零增长到人口负增长一般有3-5年的过渡时间。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最大特点是占世界人口17%~18%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整体实现了负增长。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大多比较小，人口只有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他们可以通过国际移民来调整或延缓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但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一旦陷入人口负增长就很难调整。
CBN:为什么人口负增长出现的时间比预期的要早很多？
原新：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与全球人口转变相比，中国人口转变的典型特征是紧迫性和快速性。中国人口出生率从35变为12只需要40年，比欧盟国家少80~90年。同时，中国生育率从6以上下降到更替水平仅用了23年，仅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1/4~1/6。
中国的生育率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更替水平下波动下降，2020年降至1.3，2021年低于1.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出生956万人的数据，生育率继续下降。
未来30年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财经：网上的观点是中国人口多，人口负增长关系不大。中国能养活自己的人口就足够了
袁鑫：人口从14亿减少到78亿，关键在于用哪种方式减少。无论是50年后减少到7.8亿，还是100年后减少到7.8亿，剩下的7.8亿人年龄结构完全不同。在人口负增长的前期，是一个温和下降的过程，但在人口负增长的长期阶段，会是一个剧烈下降的过程。
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情况是，眼前之忧小，长远之忧大。如果前期能把生育率提高到一个合适的水平，那么长期阶段就可以避免人口急剧下降的危机。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如果生育率保持在1.4~1.5，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超过13亿。如果继续按照这个生育率再持续50年到2100年，人口将减少到7.7亿左右。
如果生育率保持在0.9~1.0，即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那么到2050年，中国将有大约12.2亿人，与1.4~1.5的生育率相比，并没有减少多少。但如果生育率保持在1，到本世纪末人口只有5亿左右，以50年为周期人口减少一半以上。
因此，必须重视人口负增长阶段，未来30年将处于人口负增长的平缓期。30年的生育率对2050年后的人口变化至关重要。
生育率对老龄化人口也很重要。从人口结构变化来看，按照1.4~1.5的生育率，205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5.2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将上升到40%以上。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2022年将有2.8亿老年人，老龄化水平为19.8%，这意味着未来30年左右，老龄化水平将再翻一番；到20世纪80年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48%，将近一半的人口将是老年人。如果生育率保持在1，虽然老年人口数量不变，但是到2054年，中国的老龄化水平将超过44%，到80年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62%，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将是老年人。换句话说，生育率越低，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
第一财经：人口结构和人口一样重要。如果未来78亿人口中老年人占大多数，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让人口更健康的发展，你认为未来30年人口负增长的前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袁鑫：未来30年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也是一个宝贵的人口机会之窗。我们应该在生育率仍然具有弹性的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刺激这些弹性。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国际经验来看，降低生育率的方法很多，但提高生育率的特别成功的经验很少。而且提高生育率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包括经济的、时间的、社会的、政治的、情感的，各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如何让年轻人不“躺平”
第一财经：提高生育率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很多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但效果依然有限。原因是什么？
原新：目前政策鼓励多生育，采取积极的生育政策措施。不少地方还出台了包括经济激励、时间支持、技术支持、优质服务、环境优化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予以保障。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经济越发达，生活条件越好，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愿意生孩子。这是内生的问题，外生的生育政策刺激人们生孩子相对困难。
CBN:看来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最大挑战是提高生育率。你认为提高生育率最重要的是什么？
袁鑫：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太低，而且还在持续下降。根据2021年的调查，育龄妇女打算生育的平均人数为1.64人，低于2017年的1.76人和2019年的1.73人。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数量仅为1.54和1.48。生育会影响生育行为，生育行为一般低于生育意愿。2020年生育率只有1.3，近两年低于1.3。不仅如此，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单身人数越来越多，很多年轻家庭选择“丁克”。
孩子对于家庭和社会的意义，与父母和爷爷奶奶的意义大相径庭，似乎可有可无。年轻人的这种观念很难改变。如何真正让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不“躺平”不“佛”，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从政策上看，我国虽然没有出台直接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战略措施，但是已经制定了很多应对低生育和老龄化的政策，应对低生育就是应对人口负增长。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下愿意生孩子，也就是说年轻人的生育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对此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如何让已经出台的众多提高生育水平的规划、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政策框架层面，关键是要推动政策措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结合青年人明确的生育需求，进一步完善补充相应生育奖励的政策措施。因为一代人的需求和另一代人的需求不一样，生育奖励政策不能停止，还需要动态调整。在这方面，政府还需要下大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