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称，时隔61年，中国人口再次出现自然负增长，同时，2022年出生人口已跌破1000万。其中，一组数据值得关注。2022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2%，比2021年下降0.5个百分点，总规模减少666万人。
数据披露后，引发了“一方面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另一方面35岁以上高经验、高技术的老员工再就业难”的讨论。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怎么破解？
“35岁找工作对你来说太老了。”
“我今年32岁，再过两三年就35岁了。如果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我被裁掉，我可能要老很久。”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该报，他原计划今年结婚并“办理抵押贷款”，但现在只能推迟。
“我不能生孩子，因为我没有太多的安全感。活着的时候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很多重要的东西目前都是奢侈品。我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和责任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不添乱。”一位没有怀孕的已婚妇女告诉该报记者。
采访中，有年轻人表示，一些单位的“35岁就业门槛”确实会带来婚育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害怕35岁以后失业或辞职，再就业困难，自己的生活可能难以承受。
虽然这个话题经常被讨论，但查询企业招聘条件，明确要求“35岁以下”的还是不少见。
在受职场“35岁危机”困扰的群体中，程序员是备受关注的代表性职业类别。一位IT行业从业者对该报表示，国内风气一般都是30岁，找工作都面临一些困难。“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强度也比较大，所以可能更喜欢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说，国外一些国家更注重经验，更珍惜技术人才。
为什么企业对体验和技术还是不够重视？
在一个行业中，员工的合理年龄结构应该既包括精力充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包括经验丰富的老年人，虽然他们的体力有所下降。为什么公司倾向于青睐年轻人？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已经进入了集约型增长阶段。我们的状态是依靠大规模人口的需求来推动上游产业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懿平告诉该报。
吴懿平指出，创新与竞争是正相关的，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并驱动行业从低水平向更高水平转变。当行业升级到一定程度，会更加注重经验和技术。目前国内企业和社会可能还没有达成“为人力升级买单”的共识。
“产业政策应该避免只由国有企业来执行。如果这样做，就违背了市场的竞争中立或所有权中立原则。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应实行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对有能力的民营企业要有平等的创新激励。”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明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如何缓解职场“35岁现象”
如何缓解职场“35岁现象”，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首先，创造力和年龄没有线性关系。中年人的创造力和年轻人不一样。现实中也有很多中年人更有创造力的情况。因此，从社会层面来说，要打破年轻人更有创造力的偏见，进而为各个年龄段的优秀人才创造平等的机会，让他们进入职业生涯的创新高峰。”吴懿平说。
他指出，为了避免“35年危机”，社会、企业、个人
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石毅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能够率先调整关于人才引进或招聘的规定，将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市场也能够更早、更灵活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逐渐下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断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惠勇对论文表示，当前的就业难和就业歧视主要是短期问题，与当前经济中劳动力需求不足有关。
他指出，关于就业歧视的问题，比如普遍存在的“35岁现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不同工作对劳动者年龄的偏好确实存在。“但年龄不应该是明确的限制，可以考虑在法律上明确禁止。”
吴懿平还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如果我们继续走在我们熟悉的轨道上，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瓶颈。“35岁现象”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同时，个人需要跟风，根据发展需要进行职业转型，避免单一轨道上的年龄危机。
“35岁的从业门槛是延续多年的《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和要求，但不会一成不变。对于企业来说，未来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企业自己会自发、灵活地处理这类问题。”石毅说。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更加迫切。
要从根源上缓解“35年危机”，我们需要进一步升级我们的产业，创造更具创新性的环境。同时，从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来看，尽快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更加迫切。
其中，公平竞争机会尤为重要。
明路指出，产业政策需要强调市场竞争，行政力量在实施产业政策时不能直接选择享受政策的对象，否则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甚至资源浪费，事后效果不佳。应该有更广阔的市场竞争策略，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参与行业竞争，事后根据研发效果和产品性能给予相应鼓励。
“对于就业难的问题，关键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在产业结构上，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强，也需要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钟惠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