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称，到2022年底，中国人口将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发展将进入新阶段。国际上，那些较早出现人口负增长或低生育率的国家是如何应对的？

各国人口转变的基本情况

“20世纪以来，较早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逐步进入生育水平下降和老龄化加深的阶段。长期的低生育水平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各国政府从倡导控制人口和生育水平转向鼓励和支持生育，并出台了一系列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的支持政策。”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史毅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

根据施毅、何丹等人的研究，随着低生育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1976年，只有8.7%的国家和地区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7年后，超过20%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15年，通过政策鼓励生育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27.9%。

石毅指出，虽然政府对生育水平的判断是政策出台的重要依据，但最终是否出台相应政策并非必然。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变化往往滞后于对生育水平态度的变化，这也使得许多国家错失了提前防止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时机。

比如2001年以后，欧洲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认为生育率过低，但只有15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从2001年到2009年，出台政策鼓励生育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少于认为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和地区。2011年，有29个国家和地区认为过低，而31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亚洲，出台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与政府态度之间也存在一些数量上的差异。明确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位于亚洲和欧洲，数量也在增加。1976年，亚洲只有两个国家出台了鼓励生育政策，而2015年，18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鼓励生育政策。

“其中，以色列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推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一些伊斯兰国家也有鼓励生育的悠久历史，如科威特、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在东亚国家中，新加坡是第一个实行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新加坡在1986年就已经是鼓励生育的国家，而日本和韩国在21世纪初就开始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的中亚国家有两个，分别是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南亚鼓励生育的国家最少。柬埔寨在1976年和1986年的调查中是一个鼓励生育的国家，但在1996年之前取消了相关政策。直到2011年的调查，泰国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石毅说。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陶陶在其文章《世界人口负增长国家的情况和应对》中介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出现人口内生性负增长，其负增长主要是由于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北美等。这些国家面临着严峻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形势。

其中，德国是自1950年以来第一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自1973年以来一直为负；匈牙利经历了最长的人口负增长，从1980年持续到2021年，总人口规模在40多年间减少了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在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2020年开始新一轮人口负增长。日本的否定

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的生育支持政策，如税收减免、现金补贴、带薪产假、育儿假等措施来缓解甚至阻碍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增加妇女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后果。

陶陶指出，鼓励生育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策略之一。首先，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会通过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帮助妇女和家庭实现理想的生育数量、生育间隔和生育时间。其次，各国还注重家庭与工作的平衡，通过实施产假制度、采用弹性工作制、建设托儿所等方式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此外，瑞典、韩国等国也将通过补贴、减租减税、子女大学学费减免等措施降低生育成本。俄罗斯采取荣誉激励法，给多子女家庭颁发“光荣父母勋章”和“光荣父母勋章”，并给予物质奖励。

在、和史的文章《国外生育支持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中指出，许多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都突出了“性别平等”，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不仅可以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还可以帮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平等的待遇，重返工作岗位。瑞典、德国等国家都采取了鼓励男性参与育儿的政策，包括瑞典的父亲专属带薪育儿假和德国鼓励父母双方参与育儿的制度，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法国家庭政策的特点是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系统支持，在家庭补贴和育儿假方面采取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多的激励措施。正是这些激励政策让法国的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

根据陈美、张梦Xi等人的研究，瑞典、英国、挪威等国都采取了延长产假和增加生育津贴的方法来促进生育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过长的产假可能会损害女职工社会劳动参与的合法权益。因此，在产假制度方面，延长产假应与相应的法律法规相衔接，并在保护女性社会劳动参与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进行。此外，生育津贴的提高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单纯依靠企业未必能有效改善女性的生育环境。

另外，要综合考虑提供育儿支持，降低育儿成本。作为支持生育政策的一部分，托育服务是各国政策框架中的核心内容。

瑞典、英国、挪威、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家庭提供育儿支持，降低家庭面临的育儿成本从而提高生育率，包括建设足够的托儿中心，提供托儿补贴，对不参与托儿的家庭提供托儿补贴等。这些措施在促进生育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国家对托儿所服务的财政支持政策有不同的取向。有些国家提倡家庭成本社会化，比如瑞典等北欧国家。《教育法》规定，地方政府有责任为12岁以下儿童提供全天候托儿服务，儿童享受托儿服务的权利受到法律保障。有人主张政府辅助家庭养育，如德国，主张家庭养育为主，政府辅助养育为辅的亲民政策，市场主要起边缘作用；有的人如英国，主张政府全额保障，只保障最低福利水平，重点为弱势家庭提供育儿支持；还有主张育儿是家庭责任，育儿归于家庭责任，政府协助家庭改善育儿环境。”石毅说。

石毅告诉该报，各国在托幼服务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国家实行0-5岁一体化保育模式，有的国家以3岁为分界线实行保育和学前教育分离模式，有的国家同时支持两种模式。以日本为例，幼儿园和托儿所基本上是分开管理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主要实行的是托儿一体化的混合托儿服务模式。

通过增加妇女和老年人就业、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等措施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后果。

据施毅介绍，德国和日本这些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比较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活压力，对减轻养老负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建议，在职业教育中，可以培养和培训技能型人才，可以在老年大学尝试一些灵活的再就业和技能培训。

“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也是国家政策的重点。例如，日本和德国逐步提高了领取退休福利的年龄，意大利采取了减少福利的措施，韩国鼓励为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奥地利向雇用老年雇员的企业提供奖励。针对女性就业，日本从法律、政策、社会福利、企业工作制度等多个层面入手，保障女性就业权益，促进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韩国一直重视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定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就业优待机制，让更多女性重返职场。”陶陶说。

陶陶指出，面对人口负增长，各国也加快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的步伐。如日本通过向其他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努力提高技术研发水平和产业优势，以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发展。德国在注重低端产业转移和高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努力提高海外企业在其他国家的融合发展水平。

此外，陶陶表示，吸收移民也是各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重要措施。一方面，一些国家采取政策鼓励移民，特别是那些高素质和高科技的移民。另一方面，各国也通过加强社会服务、提供语言培训、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确保非本国国民的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