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田义华在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获得了人生中第一辆车的“大奖”。

第八天一大早，刚从湖南老家回到浙江永康工作的田义华接到电话，通知她中了一张“金券”，即价值5.98万元的汽车五金券。

“诈骗电话”！这是田义华的初步判断。为了防止被骗，她还让哥哥陪她去取票。她得到的是今年永康推出的“五金券”中的“黄金券”，能够买到指导价5.98万的众泰T300轿车。2月1日，她赶着去弄了一辆新车，除了交税和买保险，几乎没花什么钱。

浙江金华下辖的县级市永康，素有“五金之都”的美誉。在中国，80%的保温杯、70%的门、40%的电动工具来自永康。这也吸引了来自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份的农民工。2022年，永康户籍人口62.1万人，流动人口54.95万人。

去年元宵节过后，是复工和返工热潮的开始，但在袁永华看来，“今年比去年更难招了。”他是浙江永康一家户外箱包产品企业的副总经理，节后一直负责招聘。今年春节，尽管有企业向留在永过年的员工发放超50%工资的激励措施，但依然挡不住员工返乡的脚步。“两三年没回家了，去年行情不好。很多人觉得赚不到钱，今年可能出不来了。”

用工荒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

今年是田义华在永康工作的第七个年头。她是湖南人。正月初六，她从湖南回到永康，比往年早了很多。"工厂在今年初八开始建设."田义华说，也是因为永康市推出的“五金券”活动，才要在今年1月30日前永久入住，回归永恒，来上班。

田义华从“李哲肖劲”微信官方账号了解到“五金券”活动。在微信官方账号预约后，他可能会随机获得一张“硬件券”。

“硬件券”共五种，“黄金券”为价值5.98万元的电动车券，有20个名额；“银券”为价值2万元的无门槛券，140个名额；“铜券”280张，价值1万元。“铁票”是价值2588元的电动自行车票，有560个名额；“锡券”是价值599元的炊具礼包，8000件。

活动只针对“新永康人”，即非永康户籍的农民工，吸引返工就业的意图明显。

永康市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往年相比，“五金券”活动门槛更加宽松。以前留下来或者复工的员工都要参加活动，要交社保或者工伤保险。今年取消了这个条件，新员工也可以参加。此外，参与者不限于工业企业，还包括环卫工人和服务行业。

“疫情三年，很多人回不了家。经过今年的政策优化，很多农民工都回到了家乡，给返乡就业带来了压力。”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五金券”活动是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传递永康人才渴望吸引人才的信号。

“硬件券”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过去，返工活动大多以消费券或现金的形式分发。今年的“五金券”源于永康“五金之都”的定位，从金券到锡券，包括汽车、电动自行车、灶具等永康当地的产业。

据上述工作人员介绍，往年使用优惠券是有门槛的，只有有满减活动才能使用优惠券。今年，它们可以直接用作现金。

“五金券”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工作，但一些员工表示

田一华是五十人中最幸运的一个。田一华和父亲都在浙江启程铝业有限公司工作，她是做销售后台工作的。启成铝业从事模具和汽车配件行业多年，其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这两年新能源汽车订单增加，工厂订单也增加了。春节过后，由于很多员工返岗，还有几十个人没有到位。由于缺工，与供应商协商后，2月份的订单会相对压缩。

用工荒仍然是今年复工后最大的挑战。一方面，去年海归人数远不如今年；另一方面，工厂订单不稳定，真正复产的只有少数大企业，中小企业还没有上轨道。“去年很多工厂生意不好，很早就放假了。这个时候员工还是没有信心。”袁永华判断，去年离职的员工，今年很多还在观望。

另一方面，本地农民工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现在永康租六七百一间，工资五千。中西部地区或许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年后都不愿意来了。”

永康的农民工大多来自云南和贵州。“如果没有云贵的劳务输出，很多工厂都可以关闭。”袁永华说。近年来，随着云南、贵州扶贫工作的进展，贫困人口减少，愿意跨省打工的人更少了。

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去年少了20%。

在袁永华的工厂里，至少还有20%的人手短缺，尤其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春节过后，袁永华泡在工厂附近的劳务市场招人。他的工厂需要招聘40名装配工，30名装帧工，以及几十名打卡工、包装工、清洁工等一线员工。袁永华透露，目前装配工底薪5000元，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计件多的装配工每月能多挣三分之一的水。

袁永华的公司从事户外用品、箱包等生产。成立十几年了，70%出口海外，沃尔玛是公司的大客户。企业也有自己的品牌，产量占全厂的40%。厂里七八成是老员工，主要负责箱包等产品。“箱包工人干了十几年，对生产非常熟悉。人少的主要原因是户外用品。”

最缺人的流水线是传统工厂里的流水线，每天能生产3000个产品。“一个长时间的装配工，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一万多，别人也就七八千。”袁永华说。

而技术工人工资高，但责任也大，有绩效考核，有明确的奖惩。他曾在广东一家企业担任经理。与以前相比，现在工厂里的管理约束更少了。“现在抵扣没以前多了，上下班时间和请假审批也更宽松了。”

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招到年轻人。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力市场来看，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去年少了20%。“有的人可能送外卖、快递，比工厂自由，待遇可能略高。”

年轻人更喜欢做零工。即使是进厂的年轻人，也往往一个月后就走了。

邱建生是永康云翔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00后不愿意进厂。“现在工厂不是招不到人，而是离职率太高，达到50%-60%，年轻人也不愿意在厂里等很久。”

用他的话说，00后和70后、80后不一样，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助。只要有钱吃饭，他们就“想辞职”。

永康的许多企业已经开始了“智能生产”的进程。永康以五金行业闻名，五金行业劳动密集型，对智能化的需求很强。但对于附加值低、产量小的产品来说，智能化的成本太高。“比如，袋子里装了十多个娃娃

袁永华透露，如果是出口欧美利润高的产品，机器换人的收益也高，很多大企业都投入了智能。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有政府补贴，也很难转型升级。“我们公司的冲杆是部分智能化的，但是装配不智能化，不仅投入大，而且劳动效率也比较低。”

永康靠近义乌，很多企业以出口为主。外贸企业生产季节分明。“一年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接到外贸订单就开始劳动生产。”邱说，这也使得外贸企业倾向于与劳务公司合作，只有在有用工需求时才找劳务人员，以降低成本。

面临转型困难的传统工厂，可能很难与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竞争。“经济本身就不怎么样，很多企业都撑不下去了，更别说涨工资了。”过去，中国制造业以质优价廉著称。“产品低端，没有自主品牌，利润低。唯一的盈利点就是劳动力便宜。”邱说，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

邱的劳务中介公司去年亏损了10万元。“大部分工人的介绍费是500元一个月，招聘、税收、办公费等成本每人400多元。”邱说，去年用工需求不多，成本相对固定，导致亏损。

邱在一家台资企业工作了几年。当年招聘时，他入职仅三个月就与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现在一个月必须签劳动合同，三天以上必须结清工资。”浙江省也逐步要求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最低基数为社会工资的60%，但至今未强制执行。邱说，一旦实施，他很难承担这部分费用。"扣除成本后，剩下的钱不够交社保."

在他看来，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传统中小制造企业，正面临着比想象中更加残酷的淘汰制度。“没有高科技和自主品牌，人力成本越来越高，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