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虽然离秋季开学还有一段时间，但一些地方的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的入学问题发愁。
近日，多地发布2023年中小学学位预警。在广州，有数百个学校供不应求。济南、成都、长春、南昌、大连甚至一些县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地方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
按学区划分，为什么学位还是“拥挤”？事实上，近年来，很多地方都频繁出现学位预警，尤其是一些重点城市。一些专家认为，学位短缺不是数量问题，而是分布不均。
另一方面，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后，今年一批孩子将迎来“入学潮”，学位形势将更加紧张。在生育率降低的当下，也有声音担心扩大校园可能会造成未来的闲置。这是资源配置的两难问题吗？
“招生潮”下
新年伊始，多个地级市发布通知。1月9日，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发布2023年公办小学学位预警通知，预测该区17所公办小学起始年级学位供应可能紧张。随后，南沙区、荔湾区、从化区、番禺区、增城区等市辖区也发布学位预警，称2023年多所公办中小学学位供应紧张。
在成都，锦江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双流区、温江区等多个区都发布了预警。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些县城。据浙江省乐清市教育局消息，2023年至2025年教学区部分公办小学和初中适龄户籍人数接近或超过计划招生人数，20余所义务教育学校呈现“红色预警”，部分学校呈现“黄色预警”。在拥有70多万人口的江西省兴国县，有4所小学和3所中学学位短缺。
学位预警是指学区的预期学生人数超过了学校的接纳能力。其中，最高级别为“红色预警”，指在教学区登记的适龄儿童人数达到或超过学校计划招生人数的100%。
预警是动态的，往往有很多原因。在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可以通过预警知道哪些学校更受欢迎。如果学位紧张，录取政策也会有变化。
通常情况下，学校会根据学生的类别，包括户籍、入住等，按顺序接收学生。
以海珠区为例，按照初一年级学位安排政策，穗籍适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该学区拥有100%的房产所有权并居住在该房屋内，学位未被占用的，按照房产拥有时间的先后顺序在该校入学，直至招生计划满员，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招生计划外的招生。不动产的权属时间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时间为准。其他情况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事实上，近年来，学位预警已经成为常态。但核心话题是，这种张力是“绝对张力”还是“相对张力”？《中国新闻周刊》发现，“紧张”学校名单与往年相比有一定的延续性。
学位荒的背后，其实是教育、资源、人口的进一步集中。长期以来，学位一直是学区和户口迁移的参考。此前，有地方教育部门回应称，学位预警反映了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
资源不平衡的桎梏
在铺天盖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许多农村成年人涌入城市，大量外来人口和乡镇人口流入省会城市、二线城市甚至一线城市，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甚至井喷
河北某县级市一名学校扩建项目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该县城区有6所扩建学校，主要针对这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孩子的学位空缺。大量的人口迁移打破了以往的教育资源格局。
除了城市和农村，类似的“马太效应”在不同的城市和地区也出现了。任泽平团队的一项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分别增长1.08%、0.22%、0.61%和-1.05%，常住人口占比分别变化2.2、-0.8、0.2和-1.2个百分点。虽然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但小学生增速不降反升。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小学生人数分别增长2.53%、-0.15%、0.09%和-2.22%，小学生占比分别变化6.1、-2.7、-2.0和-1.4个百分点。
楚赵辉指出，学位紧张的原因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招生教育经费的不均衡。
“现在各地都在引进人才，但是针对子女入学的学位建设却比较滞后。”升学专家梁廷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位警告出现后，父母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在中国，无论是入学还是入园，往往都是根据户口和房产的排名优先录取。所以可供家长选择的方案并不多，要么按照就近入园的要求和流程提前准备，要么不得不离开当地，到更容易入园的地方生活学习。选择就读学费高昂、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民办中小学，不是大多数家长的选择。”他分析道。
楚也表示，在学位预警出现后，父母的选择其实起不了多大作用。关键是政府做什么选择。政府应该根据当地政策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另外，政府要做到地方学校之间的平衡，学校之间不能有明显的差距。
出生人口的变化带来更大的挑战。
对于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来说，2023年是一个拥挤的学年，但是对于一些地方的幼儿园来说，适龄儿童却有着断崖式的下降。
梁廷富指出，经过2016年和2017年的出生高峰后，2018年新增人数迅速下降至1523万人，2021年继续减少至1062万人，2022年956万人进入人口负增长拐点。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面临近两年适龄儿童增加，几年后急剧减少的局面，给政府如何投入和规划教育资源带来压力和挑战。
据统计，2023年包括一些大城市在内的很多地级市都推出了新的学位项目，少于2022年的计划数量和实际增幅。
“一些地方政府担心新建学校增加学位供给后，会立即出现适龄学生减少导致资源闲置的问题，因此可能不会积极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扩大班级规模和‘填鸭式’教育孩子的‘应急’方法。”熊丙奇指出，为应对学位不足而搞大班额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会影响孩子义务教育的质量。
“选择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非常重要。”熊丙奇说，如果我们节省教育投资，利用出生人口下降的机会，撤销学校和解雇教师，然后出生人口增加，就会出现学位短缺的新问题。如果提高教育质量，利用出生人口下降的优势，推进“小学校小班化”建设，实行小班化教学，比如将原来45人的班级调整为25人或30人，既提高了教学质量，又为出生人口的变化留下了“弹性空间”。在人口增加的年份，班级规模可以适当扩大，比如从30人扩大到40人。
他说目前有两种合适的方式。一个是b
还有一些城市继续扩大学位。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5年，北京市政府新增中小学学位18万个。2022年，北京新建学校24所，新增中小学学位2.9万个。其中，海淀区北部新增中小学学位8640个。
刘斌住在广州白云区的一条街上，他还没有感受到学位的紧迫性。他女儿今年即将上小学，4月份左右开始摇号。附近以前有一所公办小学，去年又增加了一所省重点小学。
梁廷富指出，一方面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新建、改扩建力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分阶段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合理合法地优化民办学校义务教育新的功能和角色，同时缓解新建公办学校带来的财政压力，一举两得。
熊丙奇进一步解释说，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并不违反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也可以探索多元化的义务教育办学模式。总的来说，我国民办教育“补充”教育资源的功能被弱化了。未来民办教育的重要功能是探索多样化的学校，满足受教育者的多样化选择。甚至，民办教育将不再是主办方的“属性”，而是一种办学模式。
“对于非营利性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财政应该给每个学生助学金或者直接购买学位。简单来说，政府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不是为了‘推卸’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而是为了促进教育多元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