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的相关成果

据红星新闻报道，一对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来到妇幼保健院做婚前检查。体检显示，女子小李一切正常。而的张被疾控中心查出是HIV阳性，医生询问了他的病史。小张承认自己有过多次同性恋行为，医生考虑诊断艾滋病。幸运的是，女方没有和男方发生过性关系，男方确诊后接受了规范治疗。

小吴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于2021年5月与连笑结婚。婚前没有做过婚检。婚后，小吴发现小莲在服用依法韦仑等药物治疗艾滋病。一问才知道，小莲结婚前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却隐瞒病情和小吴结婚了。小吴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后来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了两人的婚姻关系。

近三年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东吴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程指导该院7名学生组成的课题组，对婚前医学检查究竟应该“自愿”还是“强制”，以及不同职级、不同领域相关法律规范的冲突和社会各界的争议做了大量研究。今年，课题组梳理了《民法典》实施以来因夫妻一方隐瞒重大疾病而撤销婚姻案件的判决82件，有了新的发现。

01

82项判决背后：

有人婚后发现自己的伴侣有精神病。

法院允许婚姻无效。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一方患有严重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未如实告知的，对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婚姻。”这一规定是为了尽可能保护公民的婚姻自主权。根据最高法的相关解释，《婚姻法》将一方患有法律所禁止的疾病视为无效婚姻，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社会现状。法律不再强制对患有重大疾病的当事人之间自愿结婚的有效性进行负面评价。

《民法典》实施以来，在未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情况下，或在婚前不了解配偶身体状况的情况下，发现配偶患有婚后严重疾病的情况屡见不鲜。东吴大学王健法学院课题组检索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筛选出82份与婚检制度相关的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2020年7月，人熊与女子经人介绍确立恋爱关系。同年10月，双方举行了订婚仪式，第二天双方开始同居。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礼24.8万元，双方登记结婚。事后，男方发现女方隐瞒了精神疾病，2017年入院治疗近4个月。随后，男方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婚姻，并要求返还彩礼。

法院认为，女方婚前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对工作、生活有一定影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对男方是否愿意与被告结婚有较大影响。女方婚前未将病情真相告知原告，其行为违反了《民法典》关于一方患重大疾病，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对方的规定，法院准许撤销该婚姻。

案例中，部分当事人在夫妻结婚登记前并未进行婚前检查，只是一方简单告知另一方患有某种疾病，知情方对该疾病并无准确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结婚前陪同他们的准配偶去医院。婚后发现配偶患有严重疾病，影响共同生活，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在这类案件中，在判决的过程中，法院经常菲

东吴大学王健法学院研究生蒋玉卓说，当事人申请撤销婚姻的82起案件中，法院支持的有52起，占63%；不支持撤销婚姻的有30件，占37%。在法院不予支持撤销婚姻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患病不属于《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的重疾的有12例，因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婚前未如实告知重疾的有18例。

从样本案例来看，纠纷当事人往往通过介绍相亲、网上交友等方式相识。所以很难深入了解对方的身心状况，普通人也很难有留存证据的意识。课题组认为，《民法典》第1053条规定的撤销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适用门槛较高。

课题组梳理了82份判决书中不撤销婚姻的理由。

课题组通过梳理资料，提出85%与婚育相关的重大疾病可以通过婚检发现。实施婚前医学检查有利于减少婚姻关系成立后申请撤销婚姻的纠纷。

课题组梳理了82份判决书中申请撤销婚姻的疾病类型。

02

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

婚检应该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

争议了20年。

1994年《民法典》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在实行婚前健康检查的场所，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并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同年制定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男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由于2003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第五条不再要求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强制婚前医学检查制度发生了变化。

至于《婚姻登记条例》为何没有对婚前医学检查做出强制性规定，当时民政部门表示，原婚姻法规定的“医学上不宜结婚的疾病”尚未明确，婚姻登记机关无法根据检查结果确定当事人是否患有不宜结婚的疾病，是否可以登记。当时的婚前医学检查也因缺乏针对性、检查项目多、收费高等原因，受到群众的强烈反映。

2017年《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后，仍然保留了“登记结婚时男女双方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的内容。这也造成了《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登记条例》自2003年以来长达20年的规范冲突。

黑龙江省2000年通过的《母婴保健法》多次修改，保留了强制婚检条款。然而，日前，红星新闻记者致电黑龙江多家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均表示婚姻登记不再需要携带婚检证明。

鉴于强制婚前医学检查制度的法律争议，课题组于2021年5月向NPC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编号为《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申请。

程和课题组的一些成员

这一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重视。2021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婚姻登记条例〉第5条进行备案审查的建议》，表示将“根据民法典的精神，推动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03

如何推广合理的婚前检查？

我们应该提倡“优生优育”

调整为“保护知情权”

近年来，一直有建议或支持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呼声，一些NPC代表和CPPCC委员以促进“优生优育”为由，在“两会”上呼吁恢复和优化强制婚检制度。

课题组成员表示，20年前强制婚检主要是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出发，现在再次提及，意义和目的完全不同。同时，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功能应从促进“优生优育”调整为“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程认为，取消强制婚检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地保护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婚姻自由应以“真实意志的表达”为基础，而不是“盲目的自由”。进入人口快速流动的现代社会后，随着人们婚姻半径的不断扩大，出现了大量的跨县、市、省甚至跨国婚姻。为避免当事人因信息不对称而付出大量的信息搜索成本、时间成本、沟通成本以及结婚甚至离婚成本，应要求拟结婚的当事人持有婚检证明。“这样可以保证准配偶对对方的身体状况有知情权，以减少婚后因身体状况引发的纠纷。”

04

如何再认婚检？

避免“强迫”影响“自由”

建立“知情-自主”模式

在课题组看来，《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第1053条的规定，只有在当事人能够有效证明“婚前未讲真话”、“对方有重大疾病”等事实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有效作用。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能有效充分地举证，那么这个规定就很难解决个别纠纷。

课题组认为，实施强制婚检，不仅能以较低的成本判断对方是否隐瞒了病情，还能对一开始就想隐瞒病情的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课题组还发现，现实中，一方直接向另一方提出婚前医学健康检查的想法，可能会让后者感到不被信任，甚至被冒犯。很多当事人不愿意或者不敢要求对方进行婚前医学健康检查。例如，上海虽然在2005年开始实施“免费自愿婚前医学检查”，但2020年的婚前医学检查率仅为13.2%，仍有近7/8的新婚夫妇没有进行婚前医学检查。

同时，反对强制婚检的观点也不容忽视。反对的理由是，强制婚检可能会回到登记机关来判断是否适合结婚，会出现行政干预婚姻自由的状态。还有人担心婚检结果需要登记机关掌握，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对此，程认为，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作用是证明婚姻双方当事人是否进行过婚前检查，而不是要求婚姻登记部门根据婚前医学检查证明中规定的疾病来决定拟结婚的当事人是否适合结婚。因此，课题组指出，需要优化的是婚检制度中容易侵犯当事人隐私和婚姻自由的具体条款，因此提出建立“知情-自主”的婚检制度。

课题组建议删除《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中关于强制婚检制度的规定，再放回《民法典》第五条中。同时将《母婴保健法》第六条第五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修改为“不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为了使这一建议更具实用性，课题组还设计了一份婚前医学检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