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两年前，孩子们在追我们。现在，我们在追孩子。”王丽是北京丰台区一所全纳私立幼儿园的园长。2023年春节刚过，她就在担心秋季招生计划能否完成。其实从2022年开始，她的幼儿园就开始面临招生难的问题，今年学生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新生儿减少首先影响的就是学前教育。

从去年3月开始，北京房山的北京凤凰鹤童幼儿园执行园长张雨欣就感受到了幼儿园招生的寒意。从去年3月到8月，她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咨询和报名电话，很多家长都要为孩子排队。到了2022年，她“清闲”了很多，咨询电话减少了50%以上。9月份开学时，原计划招收4个小班，但只开了3个，其中两个没有满员，第三个是10月份“勉强开”的。张雨欣回忆《中国新闻周刊》。

六年前一切都有预兆。2016年“二孩政策”实施后，人口积累效应在短时间内得到释放。在经历了2016年短暂的出生高峰后，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从1723万人持续下降至956万人，首次跌破1000万人，不及上世纪90年代初2000多万新生儿人口的一半。

2017年以来，全国新生儿数量比上年减少100万至200万。这些是幼儿园的“流失学生”，现在是生育率下降社会影响的现实反映。疫情三年后，孩子数量减少，面临生存困难的幼儿园该怎么办？

2月21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迪达幼儿园举行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主题的民俗活动，小朋友们展示自己的彩蛋。图/IC

抢生源。

伴随着招生难的，是幼儿园之间的“裸杀和竞争”，这是王力描述的。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私立幼儿园，也发生在曾经“一园难求”的公立幼儿园。许多接受采访的幼儿园园长认为，从今年开始，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张雨欣说，去年招生时发现，一些民办幼儿园甚至“派”家长去其他幼儿园抢生源。“比如出台优惠政策，家长可以带几个其他幼儿园的孩子就可以减免学费，还有家长会以咨询的名义去周边幼儿园劝说其他家长带孩子。”她的幼儿园里有学生被“吸引走了”。

王丽说，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附近的一所公立幼儿园。原来，北京大部分公办园对入园资格有严格限制，一般要求有北京市户籍。但从去年开始，这个公办园降低了招生门槛，不仅不要求户籍，甚至不再要求“四证”。“那么多家长给我们交了报名费，最后被公办园挖走了。”

去年，公办园“复录”了几次，让王丽很崩溃。“一补充完，我们就缺孩子了。我们刚招了两个孩子，就被对方带走了。”最后，统计显示，她所在的幼儿园有60多个有意报名的孩子被“抢”走了。而且她注意到，私立幼儿园离公立公园越近，影响越大。她和周围另一家私立幼儿园的园长沟通，对方说2021年，很明显学生被抢了。

2019年4月28日，21世纪教育研究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指出，2018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大幅下降，新生比上年减少200万人。2017年，园区总人数为4601.4万人。按照出生趋势，从2021年起，即使全国适龄儿童全部入园，在园总人数也不会超过4500万。学前教育将比ex更早迎来供需反转的拐点

为了争夺生源，无论是私企还是公企，都各有绝招。除了让家长“打前锋”，一些幼儿园邀请专业咨询公司设计招生方案“击败对手”，一些园长亲自播报宣传，更多的幼儿园开设各种“特色课程”，如冰球、马术、艺术等，吸引家长。“有些课程会多带带收费，这让这个市场非常混乱。很多家长会说，别的幼儿园都有什么种类的课程，你们为什么没有？”张雨欣说。

在这种“卷本课程”的背景下，王力也不得不卷起来。2018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但从去年开始，为了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竞争力，王丽的幼儿园不得不私下免费开设英语和艺术课程。

这些套路不仅出现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等三线城市，今年幼儿园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临沂一位幼儿园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当地幼儿园最近疯狂宣传招生，报名就能送各种特长班、体智班。私立幼儿园在打价格战。在临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教育费是1120元/月，现在却在打各种口号，比如“交100元顶300元，交200元顶1000元”。

他说，下一步，最重要的是在周边幼儿园“尽可能多挖孩子”。他将指导当地幼儿园“建立商业模式”，例如让家长或教师成为幼儿园的合作伙伴。“家长和幼儿园永远有利益捆绑。我们鼓励幼儿园建立招生团队。只要你能尽力把别的幼儿园的孩子弄来，你就能赚钱，这比当老师容易，就像卖楼一样。

上世纪80年代，日本进入少子化时代，中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003年，日本1.29的出生率突破了2007年预定下降的生育率底部。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比较心理学教授田泽真美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幼儿园的延续与变化》中指出，出生率下降对幼儿园的主要影响之一是课程的扭曲。为了满足雄心勃勃、神经紧张的家长的学业要求，幼儿园会增加一些“时尚课程”，如英语、计算机、网球、游泳等，以吸引他们。

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幼儿园对潜在客户的需求更加敏感。然而，大多数日本学前教育专家认为，这种竞赛对课程的影响是一种“不良压力”，导致学前教育屈从于家长的需求，忽视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对学龄前儿童有帮助的。在激烈的竞争中，课程经验丰富、充满爱心的幼儿园园长往往会输给更有商业头脑的人。

“适者生存。”前述临沂幼教从业者直言。

人口下降和幼儿园扩张不匹配

多位专家指出，在一些地区，幼儿园入园难的背后，出生率下降并不是唯一原因，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与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匹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从业者看来，幼儿园的扩张和收缩发生在短短五年内。2017年5月是幼教行业的重要转折点。为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颁布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首次提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左右。一年后的2018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再次强化了第三期学前教育规划80%的目标，并进一步要求“公办园幼儿比例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幼儿比例，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

自此，我国幼儿园结构正式调整。随着“5080”目标的确立，各地开始大力建设新的公办园。2019年和2020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两个配套政策。首先，它规定住宅区的配套幼儿园必须作为公立幼儿园或作为包容性私立幼儿园托管。然后教育部发布《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法》，把毛入园率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80%、公办园50%这三个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问责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夏静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在50%公办园覆盖率这一指标的“硬约束”下，特别是一些以民办园为主体的地区，地方政府完成指标的压力很大，需要新建、改扩建大量公办园才能完成任务。

2020年7月0755至79000的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在山东省临沂市中心城区兰山区，由政府“收编”的社区配套民办幼儿园超过100所。与此同时，两年来，新建公办幼儿园38所，新增公办学位14000多个。报告说：“市长和区长亲自做工作，鼓励有影响、有信誉的开发企业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对主动移交的10家大企业公开表扬。”

然而，在大力建设公立公园的同时，新生儿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临沂卫健委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临沂出生人口年均下降20%左右，进一步放大了供需缺口。前述临沂学前教育从业者认为，目前临沂幼儿园面临的招生困境，部分原因在于近两三年公办园的新建和扩建“有点太快了”。“以前一条街上只有两个公园，现在增加到十几个了”。

广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告诉《沂蒙晚报》，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广东，虽然目前幼儿园招生难的问题并不明显，但在广州、东莞的一些“新城”或一些偏远城区，也出现了幼儿园名额过剩的问题。她解释说，这些小区主要是度假房或投资房，入住率低，但也按要求有配套的公园。由于老城区缺乏建设新的公共公园的空间，这些新城区提供的“增量”将帮助政府完成“5080”目标。“在这些地区，随着未来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剩余学位可能会越来越多。”她认为，幼儿园建设要有前瞻性，不能像大跃进那样过度建设，最终造成大量幼儿园空置。

2021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中国新闻周刊》号，在原有“5080”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5085”的目标：到2025年，我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幼儿比例达到50%以上，仍要求“促进普惠性资源扩容提效，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

此后，各地陆续出台了各自的“十四五”学前教育规划。比如，江苏提出全省新建、改扩建1000所左右幼儿园；山东计划新建、改扩建600所幼儿园。重庆提出公办幼儿园占比55%。

然而，近年来这些地区的出生率趋势并不乐观。在人口大省山东，2020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百万，仅为87万人，比2016年下降50.8%。江苏在2021年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1。2022年重庆出生人口下降7.87%，自1997年以来首次跌破20万。

“我很震惊地看到，该省的‘十四五’计划将继续扩大幼儿园的位置，”一个南方省份的学前教育政策专家告诉《“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在她所在的省份，私立和公立幼儿园这两年招生都有些困难。在她看来，由于出生率下降，近年来幼儿园的需求一直在萎缩。这个趋势“不是第一条线索”，但“非常明显”。特别是根据人口预测数据，2021-2025年全国出生率将继续下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仍按现行考核标准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没有充分考虑长期人口变化趋势。“这种倾向其实很危险。”

她曾质疑当地公立幼儿园继续扩建的计划，教育部门回复称，一方面继续新建，解决长期存在的大班额问题；另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也存在惯性，调整也需要一个周期。

《中国新闻周刊》提出，各地要充分考虑出生人口变化、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发展趋势，逐年测算入园需求，完善县域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但由于数据统计、模型计算水平、人口迁移评估、产业结构调整、政府决策意识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的规划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去年7月，深圳南山区多家幼儿园发布了第二次招生通知。据媒体报道，南山区半数以上幼儿园未满。但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原区长曾少群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解释，目前南山区幼儿园学位不存在过剩的情况，供需基本持平。考虑到南山持续大力吸引人才，有很多新的楼盘要配套。经过计算，政府预测未来几年南山区对幼儿园学位的需求仍会增加。

南师大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政府部门应构建学前人口预警体系，研判未来资源配置需求，提高资源配置韧性，化解人口发展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风险。

王海英说，各地要考虑各区的供给能力和区位禀赋，设立自己的“学前教育资源承载力”警戒线。比如城市化水平和人口集中程度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必然与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外流程度低的中西部省份的资源有不同的承载水平和警戒范围。

夏静强调，各地区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自身人口发展趋势和实际入园需求进行测算和规划。需要建公园就合并，不会一刀切。

“第一波幼儿园倒闭潮已经到来”

王丽觉得，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第一批会是她所在的普惠性民办园。

目前，我国幼儿园分为三类：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是2010年提出的。当时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中国新闻周刊》，提出积极支持“面向社会公众的低收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2017年以来，在80%的包容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移”。

普惠性民办园是指虽然性质是民办的，但收费是普惠性的。比如北京，大部分普惠性民办园学生每月教育费750元，与同级公办园持平；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教育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的2倍。因此，政府将提供人均补贴和租金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是人均1000元/月。

对于包容性的民办园，王海英是这样描述《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的：“民办和包容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在张力和矛盾极大的概念。”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这种紧张被进一步放大。采访中，不少幼儿园园长反映，即使在有上限补贴的北京，大部分普通人还是入不敷出。生均2000元/月以下的教育费和补助是幼儿园的全部收入，其中70%以上要支付教职工的工资。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幼儿园想了各种办法：用实习生代替班主任，取消原来的特色课程，减少玩具费用。

江明是北京市朝阳区一所普惠性私立幼儿园的园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转到普通教育之前，她的幼儿园平均每月收费7000元。当时有的老师每年还能涨工资1000元，现在涨工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于工资低，招聘变得更加困难。目前普惠性民办园新招聘的教师多为外地大学生，教师素质下降，流动性大。

夏静分析，当生源变得稀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下降，就会进一步加大招生难度，形成恶性循环。

她推测，第一批倒下的幼儿园，可能是那些在政府要求下仓促“转普教”，但同时又受政策影响较大的普惠性民办园，以及一些教育质量不高、区域设置不合理的营利性民办园。在这些首当其冲的普惠性民办园中，单体园首当其冲，有集团做后盾的幼儿园抗风险能力会更强。

“事实上，第一轮幼儿园关闭潮已经到来。”夏薇强调说。她说，今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未来会越来越艰难。在幼儿园园长这个群体中，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经常看到幼儿园转让一批桌椅板凳。很多导演还在纠结，但趋势不可逆转。另外，随着未来人口继续向城市集中，最关键的幼儿园不在北京、上海、济南等一二线城市，而在四五线城市。

在香港，出生率下降引发了一波幼儿园关闭和裁员潮。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2022年，香港出生人数只有3.25万人，但死亡人数却达到6.21万人。自2021年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以来，香港出生率进一步创下新低。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2022年5月对235所幼儿园进行调查后发现，每所幼儿园流失的学生平均约占全校的13% ~ 27%。超过70%的幼儿园存在财政困难，10%的幼儿园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关闭。12月，教育联合会进行了另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0%的幼儿园明确表示将裁员。截至2022年10月，香港已有20所幼儿园关闭。

王力已经做好了未来三到五年可能裁员的准备。在她看来，普惠性民办园的补贴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要自力更生。面对越来越少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向市场，提供特色课程和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她希望政策至少能在未来“开一个口子”。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副教授刘谦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普惠性民办园的诞生，是在普遍“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力量来填补公办园普惠性学位的不足，但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学前教育的格局要进行动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理顺。

多位幼儿园园长指出，未来幼儿园的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分化，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角色和定位会更加明确。公立学校会“托底”，私立学校会提供差异化服务。现在，包容性的私人公园

去年9月，王丽所在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名学生。她决定用年龄更小的孩子来填补空置的教室，于是她开设了一个新的护理班：主要招收2.5 ~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丽打算开设更多的班级，并考虑延长到更低的年龄。学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成了幼儿园的救命稻草。

在北京，多家接受采访的幼儿园表示，今年有开班的计划。从这两年全国的情况来看，学生人数减少后，幼儿园开办保育班自救是普遍做法。刘谦指出，上海的幼儿园整体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招生困难，因为上海市政府长期提倡幼儿园办幼儿园，所以在市中心的一些区域，近年来由于产业和企业的搬迁，人口向郊区流动，一些幼儿园在发现小班招生不够后，立即满员。“所以现在他们都过得很好，其实上海本地幼儿园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

根据上海市教委的数据，到2022年底，超过50%的幼儿园开设了保育班，其中一半以上是公办园。全国大部分地区，如北京、安徽、山东等地，2022年开始探索托幼一体化试点。

“所以我认为幼儿园短期内不会大面积倒闭，而是会逐渐萎缩。”王海英分析。她认为，未来幼儿园为了生存，办幼儿园的现象会很普遍。在南京，很多普惠性民办园都在不断扩大班级，从一班、二班到三班。随着3-6岁学生数量的减少，加课可能会先给2-3岁，最后过渡到0-3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终，普惠性民办园可能会逐渐转向0-3岁，公办园仍将以3-6岁为主。”

刘谦指出，从新加波等国的经验来看，如果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得好，未来中国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幼儿园关闭潮。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延伸不仅仅是延伸到0~3岁，更是一种服务的延伸，比如延长孩子在园时间，将接送时间与家长工作无缝对接。如果这些后续措施做得好，家长的不同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幼儿园还是有很大的生存空间的。

新加坡的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下降，1975年达到代际更替水平以下。为了刺激生育，近十年来新加坡建立了大量的托儿中心，对象是18个月到6岁的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数据，在2007年至2017年的十年间，新加坡的托儿中心数量从62911家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43400多家。相反，幼儿园的入学率急剧下降，新加坡父母更愿意让孩子进入提供全日制服务的托儿中心。

夏静2021年发表的一篇《国际比较视角下如何创造生育福利》的文章指出，影响中国女性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质量的幼儿保育服务供给不足，尤其是0-3岁儿童的托幼服务不足，托幼机构收费高，使得大量适龄女性“养不起”、“不敢生孩子”。

国家“十四五”规划已将“每千人3岁以下婴幼儿名额数”指标列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每千人3岁以下婴幼儿4.5个名额。国家卫生数据显示，到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有2.03个名额，与2025年目标相差甚远。

专家指出，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幼儿园办“小班”是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的好办法。但问题是，国家对幼儿园的政策层面还不明确。国务院于2019年5月发布了《中国新闻周刊》，其中

这里的“有条件”是指有空余的学位和多余的资源，只是不同地区的落实程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确允许幼儿园申请开办保育班。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负责人曾少群表示，只要幼儿园有意愿、有条件开办保育班，申报后教育局会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妇幼保健院、街道社区进行现场调研，也会提出改进建议。北京有些区要求幼儿园必须通过审批才能开班，卡得严。有些区私下“默许”这种行为。

王海英解释说，在中国，学前教育和托儿所的管理体制是分开的。传统上，幼儿园只负责3-6岁的孩子，由教育部门管理，而0-3岁孩子的托儿所由卫生保健系统管理。从基层来说，大部分卫生健康委都非常积极地推动幼儿园的整合，希望把这两个板块连接起来。但教育局往往倾向于在幼儿园学生人数减少后，优先解决大班额的问题。“在执行层面，两个部门之间存在很多协调障碍，也导致规划上衔接不够。”

自2023年1月1日起，《关于促进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始实施，成为我国首个整合学前教育与保育服务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规定由教育部门牵头负责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工作，市、区政府建立综合协调机制，协调解决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刘谦说，上海不同于其他地区。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轮人口下降开始时，上海市教委领导就预测到了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于是从1999年开始探索建立0-6岁幼儿园一体化管理机制。“当时提前就有计划，把幼儿园打造成水库。3-6岁孩子少的话，上课照顾，孩子少的话，推迟到低龄。”

曾少群希望国家能尽快出台详细的育儿政策，列出收费等方面的参考标准。目前还是以各地探索为主。“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幼儿园走过的弯路，要尽快对托幼机构的性质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刘谦说。此外，对幼师的专业性和综合性要求很高，我国还缺乏系统的幼师培训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王海英认为，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经验，单靠学前教育释放人口红利的难度更大。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的学前教育政策要结合出生、保育、家庭福利等一揽子配套措施，实现各领域的长期、全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