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报道，作为政协委员，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在全国“两会”期间多次提交关于“建立无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提案。2023年全国“两会”在即。新当选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朱告诉红星新闻，经过修改完善，今年将继续向代表大会提出建立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议。

朱介绍，除《刑法》第一百条外，我国的犯罪记录制度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应当在入伍或者就业时向有关单位如实申报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除了之前的惩戒报告制度，《法官法》《检察官法》755-7900《公务员法》等40多部法律还规定了前科规范，国务院《教师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数百部规章和其他地方性规范性法律文件。

同时，刑满释放人员的亲属在应聘职位时也受到诸多限制。《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755-79000等法律法规都规定有前科的近亲属不能通过政审。

“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几乎涵盖了除农、林、牧、渔业以外的所有职业类别，其中许多都对只要有犯罪记录的人的资格、权利和机会进行了限制或剥夺，而不管犯罪的严重程度，也不管犯罪是故意还是过失，导致许多前科人员因被剥夺工作权利而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朱对说：

为此，朱建议，修改《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第100条中的犯罪记录报告制度，建立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与现行刑法对轻罪和过失犯罪的处罚相匹配；从法律上消除对前罪犯亲属的歧视性待遇；参照建立行政处罚记录消除制度。

=朱

观点：

劳动权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

现行的犯罪记录制度侵犯了公民的工作权和平等权。

朱还充分阐述了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法理依据。

他认为，现行的犯罪记录制度侵犯了公民的劳动权和平等权。

劳动权是中国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规定》第42条明确规定，国家有义务创造就业条件，促进就业。《刑法》第33条规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朱说，前科报告制度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必须如实向所在单位报告自己受到的处分。各单位也相应制定了内部规定，禁止有犯罪记录的人员上岗。有前科的人经常找不到工作，甚至申请外卖员和装配线工人的职位也经常被拒绝。目前适用的职业终身禁止的前科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刑满释放人员的劳动权利，成为其回归社会的主要障碍。各行业对刑满释放人员再就业的过度限制和法律法规的扩大适用，也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劳动权。

为什么现行的犯罪记录制度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权？朱解释说，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刑满释放人员往往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公平待遇。有些前科人员入住酒店会被警察无故盘查，进入广场或车站等集会场所可能会被警察盘问。即使在没有法律限制的行业工作，也可能因为公司内部的“背景调查”而在大部分时间受到排挤和歧视。

据朱介绍，据相关数据显示，仅酒驾一项，中国每年就有30多万人被判刑。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30多万个家庭牵连100多万人受到歧视性待遇，这只是一个犯罪的数据。这种牵连家庭成员的普遍做法严重违反了自我负责的原则

关于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朱介绍，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应当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第70条规定，监狱应当根据罪犯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在释放后学习生产技能，为就业创造条件”。如果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有诸多限制，将导致其就业困难，势必难以实现我国监狱系统的教育改革目标。

朱认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和解放社会生产力。

他说，随着危险驾驶罪等轻罪范围的扩大，受现行犯罪记录制度影响的个人和家庭数量激增，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对生产力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因此，应当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对轻罪和过失犯罪的前科消灭，经过一定时间和法定程序，恢复其正常的法律地位。

朱建议，首先要综合考虑罪名、刑期、服刑表现等因素。对于以醉酒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犯有法定刑不满三年的轻罪和法定刑不满五年的过失犯罪，并有改过自新迹象的，应当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注销其犯罪记录，以便更好地回归社会。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可以参考国外的立法例，如日本刑法规定：“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被执行人免除刑罚，超过10年未被判处罚金的，宣告判决无效。”

其次，应同时建立完善的前科查询制度，限定查询主体，保障前科人员的劳动权利。

同时，将全面清理现有涉及刑释人员亲属的歧视性规定，逐步取消对刑释人员家属的就业限制和其他资格限制。

最后，一些行政处罚记录侵犯了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劳动权和平等权。根据重则轻的原则，还应建立相应的行政处罚记录消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