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自2023年起，北京、广州、济南、大连发布义务教育学位预警。根据北京市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市2017年至2022年新增中小学学位18万个，2023年计划继续增加中小学学位2万个。这些学位压力源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当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加。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经历了短暂的一年婴儿潮后，中国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持续快速下降，从当年的1723万下降到2022年的956万。出生人口波动较大，在不同教育阶段也有一系列连锁反应。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教授、前香港特区政府人口顾问叶赵辉称之为“多米诺骨牌效应”。他警告说，出生人口的下降将首先影响幼儿园，然后是中小学和大学，最后影响劳动力。

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教育该如何应对人口变化？地方政府应如何根据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科学规划未来几十年的教育资源配置？城乡教育差距会不会进一步拉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教育战略学会区域教育分会主任乔金钟，专门研究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关系，参与教育部各部门政策咨询、省市县教育规划编制和政府评估。他近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人口负增长，学前教育首当其冲。图/视觉中国

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将减少3000万。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新生儿的不断减少，适龄人口也会相应减少。人口变化会如何影响不同阶段的教育资源需求？

乔金钟：其实早在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2左右，这个数字至少达到2.1，才能达到正常世代更替的水平。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政策效应很快释放。从2017年开始，全年出生人数不断下降，2018年将比上年减少200万，2020年和2021年将比上年减少200万左右。未来我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现在妇产科已经从过去的床位不足到过剩，幼儿园这两年也没那么难了。因此，学前教育是最先感受到人口负增长的。目前来看，这一阶段的影响最为明显，但从更长远来看，未来义务教育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我们团队利用模型预测了2020-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变化，发现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在短期内缓慢增长，2024年达到峰值约1.46亿人，之后呈现加速下降趋势。从2025年到2028年，学生人数平均每年减少一两百万，从2028年到2035年，每年减少三四百万。具体来看，小学学位需求高峰出现在2024年，比2020年多出约485万个，初中学位需求高峰出现在2029年更晚。最终，到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人数将比2020年的1.4亿减少约3000万。事实上，我们当时预测用的总和生育率是1.5，但2021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15，现实可能没有我们预测的那么乐观。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学生人数减少3000万，学校数量是否应该相应减少？

乔金钟：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义务教育学校数量就一直在减少，这一趋势将从2020年持续到2035年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由于学生数量的减少，12年小学数量将至少减少一半。未来第一波可能有哪些学校关门或倒闭？

乔金钟：人口萎缩严重地区的小学可能会先萎缩，这主要跟学校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有关。此外，一批民办小学也可能“夭折”，尤其是在民办学校占比较高的地区。在一些地区，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甚至超过了公立学校，这可能与地方政府财力相对薄弱、公共教育投入不足有关。但在义务教育阶段，还是要回归公办。近两年，国家一直在积极调整政策，引导和督促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法定的教育责任。

总的来说，未来教育供需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学校会出现招生困难，有的会倒闭；另一方面，随着学生的减少，学校自然会转向小班教学，班级规模会缩小，生师比也会相应降低。教师将最终能够从主要关注班级控制中更多地关注每个个体，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世界上其他经历过“人口崩溃”的国家，在教育方面也经历了这样的趋势：未来中国的义务教育一定会走小班化、素质提升的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日本的少子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很明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育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宽松教育”被提倡，“体验式学习”被广泛引入小学。目前我国教育的每一个阶段还是一个“卷”。未来随着教育供需变化会不会走日本的路子？

乔金钟：可能性很大。以后学生升学会更容易，学生不用那么紧张。我们也将更好地控制教育的步伐。学生也将从单纯关注分数和排名转向关注知识本身，不再需要陷入各种竞赛的怪圈，有利于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供求变化的过程中，办学条件和标准调整的时机非常重要，因为各地需要的学校数量既与适龄人口有关，也与办学条件和标准有关。例如，教育部现在规定，小学的班级人数不得超过45人，中学的班级人数不得超过50人。未来这个标准应该在什么时候，如何调整？我个人认为，在学位需求波动较大的年份，应尽量避免简单地大规模新建或合并学校。政府在建设和合并学校时，也应灵活调整办学标准，以应对学龄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及时调整办学标准，比如调整班级规模，可以保持学校供给的相对稳定和冗余，避免浪费财力。如果只是为了满足高峰需求而新建学校过多，高峰过后适龄人口会迅速下降，大量新建学校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

《中国新闻周刊》:在学校数量减少的同时，这个过程中教师的配置会发生哪些变化？

乔金忠：类似于在校学生人数的变化趋势，2020年至2035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对专任教师的需求将总体呈下降趋势。按照目前的生师比标准，到2035年，我国将有约150万小学教师和37万初中教师。小学教师需求量大，初中教师会先缺后过剩。

为了解决这些过剩，除了减少班级规模和师生比，我们应该逐步减少师范院校和高职院校的师范生招生，同时稳定专科招生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您谈到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总体趋势、学校数量以及对教师的需求。城市和农村会有明显的差别吗？

乔金钟：未来学龄人口在减少，但城镇化会继续推进。根据我们的预测，学生的城市化率比人口的城市化率高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些成年人可能不住在城市，但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城市上学。预计2031年左右，全国城市招生总数将超过乡镇，此后一直领先，这是一个分水岭。之后，我国义务教育将普遍进入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代。到2035年，城市的学生将比城镇和乡村多近1000万。但全国各地以进入城市教育为主体的时间会有差异。发达省份会在2031年之前进入，中西部落后地区可能会晚一点。因此，当地的教育规划和资源配置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变。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小学生减少最多，2020-2035年年均减少67.45万人，2035年比2020年减少约1079.18万人。对小村庄的需求也呈快速下降趋势。到2035年，所需学校数量可能不到2020年的一半，只有35500所。未来农村会有大量的教育资源闲置。除了在农村保留必要的教学点和小规模学校，建议扶贫任务完成后，教育资源不要向农村倾斜。当然，对于必要的教学点和农村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要按照高于普通学校的标准投入经费，更好地保障有特殊需求的儿童。

但在大方向上，资源总量必须向城镇倾斜。未来15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将继续向城市聚集。据测算，与2020年相比，2026年(高峰年)市区需要建设4000所小学，2030年需要建设4000所初中。公共财政用于城镇教育的预算增幅远大于农村，2020-2035年年均增加555.25亿元。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老龄化，养老、医疗、保健的金融需求越来越大，当然会挤占教育经费，这是无奈之举。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未来教育经费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未来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充分考虑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调整一定不能太滞后。在调整过程中，城市化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参考指标。在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之前，优先将教育资源投入城市地区更有效率，也能更好地保证大多数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

巨型大学很难再见到了。

以就业为导向的学院或大学可能会大量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人口结构的变化最终会影响高等教育。比如以私立大学为主的日本，由于少子化，很多大学也面临着招生不足、经营困难的局面，刺激了一些大学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抢生源，无底线地降低了招生门槛，以至于后期的日本大学出现了“过于灵活的招生机制”，导致一流大学的学生不会计算分数等“学术崩溃”现象。中国和日本不同。高等教育主要是公立的。随着义务教育阶段生源危机延伸到大学，会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哪些系列的连锁反应？

乔晋中：日本的这种情况未来也可能在中国出现。随着少子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规模将会萎缩，一些质量不高、没有特色的高校将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学院和大学的数量将减少，学校的规模将缩小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公立大学为主，顶尖的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但未来大学之间的竞争也将加剧，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双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为高等教育本身提供了一个优化制度、提高质量的契机。

当学生人数减少，未来学生有更多选择时，必然会激发高校增强内部改革的动力。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整体缺乏灵活性，尤其是金字塔顶端的高校没有动力和意愿进行内部改革。基础学科不能长期安下心来坚持攻关，应用学科对市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不敏感。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普及化的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必然进入买方市场。到时候学费收入会减少，政府拨款也可能会减少。高校为了生存，必然会调整策略，进行差异化发展。

此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尤其是1998年高校扩招，出现了很多后续问题。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步非常仓促，没有遵循科学的节奏，简单快速地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加剧了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失衡。按照国外的经验，工科、医学甚至师范教育都应该是精英教育，任何层次的学校想办就办，但是现在低层次的工科、医学、师范教育比比皆是。从结构上看，真正学术型的高等院校比例不宜过高，更多的高校应以培养应用型学生为主，办学主要指向就业。所以随着大学生的减少，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学校会给学生提供更多与企业合作的机会。大部分高校会积极选择特色发展方向，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另外，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放水”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四年制本科生实际上只在学校学习三年，剩下的一年基本都是实习或者社会实践。另外，对于数学、物理等高门槛的基础学科，如果严格按照学术质量标准，每年都会有很多学生被淘汰。未来，随着少子化和高校竞争的加剧，学校将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建立相对完善的内部质量问责机制，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督，以求生存。政府也应顺应形势，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进行引导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