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商报消息，在涉及民生方方面面的话题中，生育和就业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人口是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人们注意到，这是中国60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应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鼓励和优化生育政策应该从哪里入手？如何缓解就业压力和焦虑.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分别于2023年3月5日、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接受了0755至79000记者专访，回答了上述问题。

人口负增长要高度重视，但也不用太担心。

NBD:最近，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一现象？

王培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这是我国人口规模60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从中长期来看，受生育率快速下降影响，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通道。

低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人口过程，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人口现象。日本、韩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人口负增长，印度等一些人口大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口负增长。

中国人口负增长符合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世界人口发展的总体形势。同时，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口减少与总人口相比还比较弱，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但也不必过分担心。

到2022年底，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0.6。

NBD:人口负增长后，劳动力会减少。从人口资源的角度，如何保证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现行政策应该做哪些调整？

王培安：一方面，庞大的人口是中国人口的显著特征。14亿多人口，庞大的规模对于不发达的经济社会运行基础和有限的资源环境负担能力来说，还是太大了。如果能适当减少人口规模，人均资源会更加宽裕，人均资源会更加宽松。

人口多当然不好，但是越少越好。当前，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突出，处理好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尤为重要。如果生育水平过低，人口规模下降过快，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优化生育政策，促进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保持人口规模和结构的长期平衡。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禀赋优势是我们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利因素。研究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的是人力资源总量而非人口总量。未来大国的博弈是bac下人口质量的竞争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模型测算，从“十四五”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继续增加。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20年的10.80年和10.62年分别增加到2035年的12.58年和12.48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2000年为4453万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5.12%。2020年已经超过2.27亿，占比23.54%。2035年和2050年预计将分别达到3.29亿人和3.37亿人，占比将继续提高，预计将分别达到36.31%和45.23%。

因此，即使面对人口负增长的预期，随着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2040年前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保持增长，到2050年保持稳定。

NBD:在就业方面，中年人的“35岁危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你看来，如何从人口资源的角度缓解就业焦虑和压力？

王培安：目前，中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不匹配。

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技能人才招聘率一直在1.5以上，普通一线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等一些新成长的青年群体存在就业问题，大龄失业人员由于去产能等结构调整，再就业更加困难。

据调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仅北京中关村一地就短缺约10万名计算机程序员。同时，中国60-69岁人口众多，他们大多具有知识、经验和技能方面的优势，因此他们发挥作用的潜力很大。

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素质驱动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和资本大国。改善和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形成“人才红利”、“人才红利”、“健康红利”。

就个人而言，应对当前人口发展形势有客观、充分的认识，把握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变化，有针对性地提高职业发展能力。

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比上年增加63万人。

解决“不愿生、怕生、生不出来、命不好”的问题

NBD:目前，全国各地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一些地方取消了出生登记中对结婚和生育数量的限制。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来优化生育政策？

王培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2021年，《每日经济新闻》围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措施。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指导与家庭自主生育相结合的精神。

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从微观角度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家庭可以有计划、负责任地安排生育时间、生育间隔和生育数量。从宏观上看，也更好地反映了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国情。

各地积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研究出台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二十届二中全会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迫切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

二要加强家庭和生育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研究。调查和分析当代家庭、婚姻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出台加强家庭生育观念引导、增强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支持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护妇女就业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突出“起点优先、儿童优先、短板优先”的原则，加强婴幼儿照护体系设计。加强生育保险研究。推动托幼服务和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研究支持代际照料的婴儿照料津贴制度。加强人口变化对财务可持续性影响的研究，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切实减轻家庭“教育、教育、教育”负担。

四是完善覆盖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推进生殖健康和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支持困难家庭实现生育愿望。

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舞蹈。图片来源：新华社

NBD:一些婚育观念和习俗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们结婚生子的意愿。你认为应该从哪些角度营造适龄婚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王培安：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化。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相互强化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家庭平均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0.48人。西方的“去家庭化”文化对中国的家庭建设有重要影响，大龄单身、同居、丁克等非传统家庭日益增多。

家庭观念变化带来的晚婚晚育和未婚不孕，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趋势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女性中，只有不到七成的人认为“有了孩子，人生就完整了”。大力倡导新时代的婚姻家庭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家庭教育作风建设。《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还明确要求，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倡导适龄婚育，鼓励夫妻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破除天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建设新型婚育文化。

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要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加强对年轻人婚育观的引导，重塑多子女家庭的育儿文化，缓解生育焦虑，大力倡导修身养性、孝老和谐、代际传承、重在养育等家庭价值观，使之成为公民尊崇并日常践行的价值信仰。

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的优势和各类媒体的作用，继续推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倡导“以家庭和谐促进环境优美、邻里和谐、社区友爱、社会和谐”。

实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设工程，通过优秀影视作品和网络作品潜移默化影响社会观念，组织创作一批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爱情美好、家庭和睦、生活幸福的中国故事。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建家庭友好城市、社区和单位的活动，鼓励和倡导家庭成员相互帮助

王培安：目前，在职场上，确实存在女性因为生育而被一些用人单位歧视的现象。由于女性在生育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用人单位更偏爱男性，这就影响了女性的招聘、收入水平和晋升。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各地也非常普遍。

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客观上可能会加剧女性在职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源头入手，建立和完善关爱家庭的政策体系，改变家庭分工失衡的状况。

近年来，各地逐步完善产假、育儿假等政策措施，以期促进工作家庭平衡，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当然，要真正落实“好政策”，让用人单位支持员工休假，让女性敢于在职场上不受歧视地休假。

一是以经济社会政策为导向，促进传统家庭文化的创新转型和传承，引导家庭内部性别分工合理，强调父亲在家庭事务中的责任，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平等，让男性主动休假，更多参与家庭育儿。

二是要从制度上切实提高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强调父母共享假期、共担责任的原则，减轻女性育儿负担，防止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

三是要加快构建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体系，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合理分担机制，推进生育保险“扩面提标”，进一步出台配套监督保障机制，研究制定相关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对用人单位进行鼓励和监督。

第四，探索建立公平包容的带薪和不带薪女性育儿假、家庭津贴、税费减免等制度，不断完善关爱家庭的政策体系。

山东省滕州市举办了一场女性专场招聘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NBD:3岁以下婴儿的“养育”问题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目前我国0-3岁婴幼儿的入学率很低。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王培安：留守儿童与女性职业发展和养育子女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了广大生育期家庭的实际生育行为。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61%的一孩妈妈不愿意生二孩，原因是“孩子没人照看”，28%的一孩妈妈不愿意生二孩，原因是担心“影响工作和职业发展”。

同时，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对养育孩子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赶时髦”的育儿方式逐渐形成，时间和经济投入巨大，家庭育儿成为沉重的负担。同时，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全球第一，对育婴服务的需求很大。

经合组织家庭数据库显示，在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儿童接受正规托幼服务的比例为34%，而中国3岁以下儿童的比率仅为5.5%左右。托儿问题成为群众“不敢生”的主要障碍。

在我看来，解决托儿问题，要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努力，重视建设，释放需求。

一是推动将托幼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在居民区和工作区规划建设普惠性微型托幼服务机构，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率先兴办，为城乡居民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实惠、方便快捷的托幼服务。

第二，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应该参与

三是要统筹配置学位和名额，鼓励“一体化托幼”，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保育班，将2至3岁儿童的托幼服务纳入以公办机构为主的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此外，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计划生育协会等群团组织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广泛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提供宣传咨询和居家育儿指导，探索婴幼儿护理服务社会监督机制；“向日葵计划”的实施和亲子小屋的建立，促进了农村儿童的早期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入学前三年，中国的毛入学率已经提高到88.1%。

NBD:有些人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取代了大量工作岗位，因此刺激生育和增加劳动力似乎没有必要。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是否会降低人们生孩子的意愿和必要性？

王培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深度融合，客观上成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利因素。

当前，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脑科学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科技革命不仅可以在物质上取代和辅助人类，而且可以在精神上取代和辅助人类，进一步解放人类的双手和大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新科技革命可以为中国应对人口负增长提供更加有利的科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