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消息，“看了几个小学和初中班主任的日常安排，我都替他们累死了。”3月6日，政协委员、国家督学、北京城市大学校长刘玲对本报表示，为此，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建议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2019年中办国办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最近，在刘玲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疫情和其他因素，《意见》没有得到充分执行。此外，随着一些新情况的出现，许多中小学教师反映负担进一步加重。

刘玲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家编制标准滞后于实际发展需要，大中城市中小学数量不足、人力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刘玲告诉该报，“目前中小学的人员配备标准是基于2001年的国家标准。虽然2009年和2014年做了一些调整，但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2019年的调整主要是在编制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内部结构微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编制标准滞后于教育发展实际需要的局面。大中城市中小学教师短缺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导致很多在职中小学教师超负荷工作。”

第二，基础教育领域的任务和管理责任日益增加。刘玲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小学德育、美育、劳动教育、体育教育要求的不断提高，中小学生“五管”“双减”等新任务的不断增加，以及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教师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高，中小学的任务和责任越来越重。大部分中小学在原有人力不够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各种方式将任务分解给一线教师。很多老师，尤其是班主任，长期处于满负荷、超负荷的状态。

第三，非教学事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教师被突击性的紧急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些要求孤立来看是合理的、正当的，但叠加后的压力让一线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不堪重负。”刘玲提到，另一方面，很多工作在到达基层之前，需要在政府部门循环很长时间，而当他们到达中小学时，时限已接近完成，这就成为突击工作的紧迫任务。很多老师反映，他们经常在下班路上或者刚到家就被叫回学校通宵加班。

针对这些问题，刘玲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根据现阶段中小学教育发展实际和未来需求，重新核定中小学国家标准，各地要根据新核定的国家标准，统筹各地各类机构编制指标，尽可能增加中小学教师编制，满足其基本需求；同时，通过岗位制、劳务派遣、岗位服务购买等多种新机制新形式，满足中小学用工需求，解决大中城市中小学人力不足问题。

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中小学教师工作量与岗位任务的统筹协调机制，把各种社会事务和不必要的检查考核放到校园“入口”，重新协调优化分配给中小学的任务和事项，防止重叠效应，给基层留足时间完成工作，减少不必要的突击加班。

三是加强中小学教育技术能力的培训，提高中小学教师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