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消息，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NLD中央提交的提案显示，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村级组织债务总额已达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债务已达130万元。

NLD中央表示，村级债务存量较大，增加原因复杂，集体“负担”风险越来越大。

提案称，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少村因财力不足，普遍举借新债实施项目，导致村级债务数额难以锁定，呈持续上升趋势。向金融机构和其他单位、个人借款形成的债务，需要支付利息。即使不增加新的债务，利息也会使总债务不断增加。例如，据湖南省2020年统计，负债村占全省总村数的72.49%，平均负债108万元。

债务总量增加的背后，是债务产生的各种原因。

比如基层乡镇的美丽乡村、敬老院、移民村建设，由县区财政补贴，但金额少，难以兑现，很多村集体被迫借钱维持运转。再比如，村庄绿化、饮水工程改造等公益事业缺口中的资金，最终转化为新的村级债务。此外，一些村集体盲目依靠贷款和集资兴办企业，经营不善导致企业亏损、资不抵债，使村集体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债务正在逐渐私有化。农村从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贷款比例逐年下降。为了偿还银行债务和利息，乡村组织开始向私人借贷，相当一部分农村村民成为乡村债务的债权人。

同时，转债能力相对较弱。一些新建的中心村没有出租的商铺，一些以旅游为主的村庄游客少，一些引进村集体经济的企业跑路，村集体负债发展规划难以实现，债转股能力较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李周在《“小村巨债”成因探究及解决路径》中指出，近年来，乡村债务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扩大，甚至一些集体资产雄厚的明星村也出现了债务危机。村债方面，明星村越多，债务越重。在项目不断引进和开发的过程中，债务滚雪球般迅速膨胀。

李周认为，目前村级债务的根本原因是资金不足，债务的形成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农村资金供求错配，二是资金管理不规范，三是旧债积累的模糊性。

浙江省现代农业促进会副会长、杭州支农智库负责人程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浙江，“小村债”是个别现象，整体情况比较好。

这背后的原因是：第一，近几十年来，农村创业氛围浓郁，几乎每个村子都或多或少产生了大大小小的老板，他们热衷于捐钱改善村子的面貌，兴办福利事业，帮村子挑了不少担子；二是政府重视团结乡贤，积极保持联系，向村里通报情况，但不摊派，让很多在外打拼的企业主愿意为家乡做贡献；第三，政府有计划地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从过去单纯注重美化发展到现在营造营商环境和旅游氛围，帮助村集体和入村企业增加收入。同时，村委会的管理意识很强。过去，他们主要进行集体建房

又如，建立和实施“第一责任人”制度。明确各镇镇长、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化解村级债务的第一责任人，将村级债权收回率、债务偿还率、资产增长率和有无新增债务作为镇村干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与干部薪酬、评优、晋升挂钩。

此外，要创新思路，拓宽债务化解渠道；鼓励发展，增强乡镇赚钱能力。

李周在上述文章中建议，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应从“控制”和“盘活”入手。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划定乡村债务红线，控制超出偿还能力的债务；还要盘活农村资源，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盘活农村资源的基础是明晰农村资源产权，彻底摸清农村资源底数，量化股份，让每一个村民都能享受到村庄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