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微信报道，如何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为年轻职场父母的一道难题。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0-3岁婴幼儿的护理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多位代表、委员就加快建立全民养老服务体系提出建议。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安泰街道五塔社区一托儿所。图源/中新图网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第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陈晓燕建议，幼儿园入园年龄应该更低。她说，幼儿园要求三岁的孩子入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很多妈妈产后尽快参与社会生产生活，限制了个人能力的发挥。

降低幼儿园入园年龄能否解决目前家长面临的困难？

整合托儿并不容易。

在提案中，陈晓燕建议引入相关的评估标准。在孩子基本能自理的情况下，不用等到三岁，两岁或者两岁半就可以入园。

“让幼儿园招2岁的孩子，其实是一种幼托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目前很多地区已经开始实施了。”温州瓯海区南白象第一幼儿园园长胡佩玲说。

胡佩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居住的温州一些民办幼儿园近年来也开设了幼教班，但存在收费高、覆盖率低等问题。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徐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人口负增长、低出生率的大背景下，从“一园难求”到“一孩难求”，一些幼儿园不得不向下延伸招生，开设保育班，缓解3-6岁幼儿招生不足、学位过剩的局面，同时提供育儿支持，满足部分家长对保育服务的需求。随着目前人口和出生率的变化，这将是未来大多数幼儿园的选择，但会加剧幼儿园和托育机构之间的竞争。

但幼儿园和幼儿园的婴幼儿发展还是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只是降低幼儿园入园年龄，会带来很多问题。胡佩玲举例说，幼儿园的装修、设备、班额、师资配备都是根据3-6岁孩子的年龄特点设计的，显然不能满足2岁孩子的需求。

“就人员编制而言，有必要增加育婴师、托儿所工作人员等。并投入更多的成本和更细致的精力在幼儿的生活和保健上。幼儿园的收费是有规定的，那2岁的孩子怎么收费？”胡佩玲说。

安徽省铜陵市彝族东城某幼儿园开设了日托班。图/中新图网

“无论是降低幼儿园入园年龄，还是整合幼儿园，这都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它需要在大方向上进行调整，应该投入更多的努力。”胡佩玲认为，目前，虽然卫生部门对托幼机构从业人员进行了专门培训，但缺乏管理和监督。“比如教育局对幼儿园各个板块的教师进行培训，但托幼机构的人员都是取得证书后才能上岗，没有持续系统的培训。”

另一个问题在于部门之间管理机制的调整和衔接。徐琳解释说，目前幼儿园由教育部门管理，0-3岁托儿所由卫生部门管理，重点是卫生保健和保育管理。“在具体执行中，部门之间的机制和协调还没有理顺。如果推进托幼一体化，政府也需要出台相应的指导性文件和政策，协调学前教育和托幼服务的关系。”

就如何探索幼儿园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徐琳和部分幼儿园园长接受了采访

2023年起，《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在上海正式实施，进一步明确了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由政府主导，提供普惠性服务为主体的原则。《条例》将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纳入立法，促进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整体一体化规划、实施和保障，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体系，促进学前教育和保育服务健康发展，推动从“孩子受教育”向“孩子受良好教育”发展。

在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琦看来，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一体化立法，不仅规定了政府在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中的职责范围，还规定了学前教育和托育机构的场所和人员的标准和要求。这一创新立法具有启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依托“政府主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发展思路，上海率先探索并基本形成了以幼儿园班级为主体、普惠性资源为主导的托育服务体系。上海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全市共有幼儿园856所，占幼儿园总数的50.6%。

“虽然上海模式可能不会完全复制，但它可以被借鉴，”徐琳说。

护理服务供应不足。

“双职工家庭，孩子不到3岁，老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带，保姆不放心，班次太远，费用还贵。”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家长表达了对没人带娃的焦虑。

随着城市双收入家庭的普及，对托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明显。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号，明确将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作为积极的生育支持措施；2022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要大力发展普遍照护服务体系，提出了增加普遍照护服务供给、降低照护机构运行成本、提高照护服务质量三个方面21项具体任务。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将“每千人3岁以下幼儿安置名额数”指标列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提出到“十四五”末，每千人3岁以下幼儿安置名额数要达到4.5个。

但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到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有2.03个名额，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2021年，我国0-3岁婴幼儿约420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对托幼服务有强烈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学率仅为5.5%左右，供需缺口仍然较大。

江苏连云港首批11所普及托育试点学校开始运营。图/中新图网

无法满足需求的托幼机构，在三年疫情中又经历了一波冲击。李俊是广西玉林的一个乡镇，从事学前教育已有十余年。2019年开始从事校外托管。他的幼儿园招收了大约60名儿童，年龄从2岁到6岁不等，每学期费用为2500元。

疫情期间，李俊的育婴园多次停工，收入被迫中断，但场地费、员工工资、消防、食品药品监管等费用却不减。因为经营困难，他一度想过关门，现在全镇包括幼儿园在内的6家学前教育机构只有两家。

李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为了招收更多的学生，幼儿园的价格几乎没有上涨，但一些家长仍然选择辍学。“农村很多父母靠打工挣钱，收入不稳定，一个月也就500多块钱。”

相比较而言，一线城市的育儿成本更高。为了考试

徐琳在调查中还发现，尽管有足够的名额给孩子，但家长们仍对送孩子上学心存顾虑。“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收费高，家长对商业托养机构服务的不信任，很多商业机构生存困难，经营不稳定，不专业等等。"

在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丹看来，财政资金不足仍然是发展托幼服务的主要障碍。

何丹分析，一方面，财政支持不足导致托幼供给不足，家庭托幼负担高；另一方面，婴幼儿托育名额供给不足和幼儿园学位供过于求的现象并存，托育发展缺乏主导模式。依靠社会力量提供优质低价的托幼服务是极其不现实的，因为无论是公共服务的投入模式，还是补贴家长的市场化模式，还是政府购买服务，都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

对此，政协委员、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也认为，与养老、学前教育等产业相比，各级政府对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不足，托育服务与学前教育衔接协调不畅，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

许多代表、委员和专家提出了解决总供给不足和托儿服务质量不高的建议。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妇联兼职副主席谢建议，发挥政府在提供托幼服务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公共财政对托幼服务的投入，大力发展普惠性托幼机构，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分担机制。

何丹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她建议参考学前教育预算的相关规定，确定托幼服务在公共预算中的比例，建立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支持政策，降低家庭托幼支出，促进托幼服务均衡发展。

“预算应重点支持和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模式”，何丹表示，根据发达国家托幼模式发展经验，公共服务投入模式比补贴家长的市场化模式在规模、教育者培养、更高公平性、更高覆盖面和更好质量等方面更具优势。

促进托育服务发展，还需要完善“普惠优先、市场补充”的多层次服务体系。何丹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力发展全民托儿的初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中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较大的问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托幼模式的发展经验，建立基于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模式的托幼模式，满足中西部地区和发达地区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同时，依托市场托养模式，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托养需求，引导社会力量重点提供差异化婴幼儿托养服务，补充休息日托养、临时托养、夜间紧急托养等服务形式，增强托养服务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特殊托养服务需求。

发展普遍的托幼服务体系也是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基本措施。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2022年北京市托育行业发展报告》，提出发展普惠性托幼服务体系，从增加普惠性托幼服务供给、降低托幼机构运行成本、提高托幼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入手，推动建立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在徐琳看来，通过加强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ch数量不足和成本高

徐琳建议，要继续加强顶层设计，尽快明确普遍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和路径，提供制度保障，妥善处理普遍托育服务和市场化托育服务的关系。同时，加快建立托育机构教育质量的专业标准和规范，夯实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育基础，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职业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定制度，加强监管手段，特别是对家政托育服务人员的监管。

“0-3岁是孩子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不仅仅是吃和喝耶戈那么简单。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幼儿园或托儿所，实施优质护理和教育都是最好的方式。”徐琳说。